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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二十一章拉米伊的荣耀与账簿的赤字

    1706年

    历史有时像个糟糕的会计师，把荣耀记在一边的账本上，把代价记在另一边——而且这两本账很少同时打开给人看。

    1706年5月23日，拉米伊战役的消息传到阿姆斯特丹时，交易所的反应堪称教科书般的分裂人格：先是爱国热情驱动的短暂飙升（VOC股票涨了百分之三，国债涨了百分之二），然后是务实计算驱动的回落（航运股跌了，因为预期军方会征用更多船只；保险股跌了，因为战争延长意味着更高风险）。

    小威廉坐在航运公司办公室里，面前摊开着三份互相矛盾的文件。七十岁的他，手开始轻微颤抖，但眼神依然像年轻时一样能穿透数字的迷雾。

    第一份是马尔堡公爵的感谢信——通过官方渠道转交，措辞华丽如宫廷舞会上的假发：

    “致威廉·范德维尔德先生，您公司在战役后勤中的卓越贡献，为联盟的辉煌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。英王陛下之军队总司令，马尔堡公爵约翰·丘吉尔谨上。”

    “贡献”指的是小威廉的船队运送了三千桶火药、五百吨饲料和两万份硬饼干到安特卫普港，账单还没支付。

    第二份是海军部的征用通知：要求“自愿提供”六艘最快商船，用于“紧急军事运输”，补偿“按标准战时费率”——也就是市场价的一半。

    第三份是家庭医生的诊断书，用拉丁文写得很委婉，但翻译过来就是：心脏像用了七十年的船板，随时可能漏水；建议减少工作，避免压力，多休息。

    “医生的建议和现实的要求，”小威廉对儿子扬二世说，“就像荷兰的外交政策：理想丰满，现实骨感。”

    扬二世四十六岁，已经完全接手公司运营。他拿起征用通知：“我们要拒绝吗？法律上可以，但……”

    “但马尔堡公爵刚刚打了胜仗，正需要更多运输能力。拒绝的话，以后就别想接英国军方的合同了。”小威廉叹气，“接了吧。但把最旧的三艘船给他们——新船留着自己用。还有，坚持要书面保证：如果损失，按市场价赔偿，不是‘标准战时费率’那种文字游戏。”

    “他们会同意吗？”

    “马尔堡公爵需要效率，而不是讨价还价。而且……”小威廉停顿，咳嗽了几声，“我听说他在安特卫普的情妇刚生了个孩子，他需要快速、可靠、最重要的是低调的运输服务。我们的船队以‘不问货物’著称。”

    扬二世惊讶地看着父亲：“您从哪里听来的？”

    “阿姆斯特丹的情报网比海军部的还灵通。妓院老板娘、酒馆老板、还有那些永远缺钱的低级官员——他们知道的比议会还多。”小威廉微笑，笑容里有老狐狸的狡黠，“你祖父教我的：要了解权力，不要只看宫殿，要看它的下水道。”

    在莱顿，玛丽亚的“荷兰农业研究所”（她坚持不改名）遇到了道德困境。

    法国科学院——是的，敌国的科学院——宣布设立年度农业奖，奖励“对欧洲粮食安全有杰出贡献的研究”。玛丽亚的耐盐作物研究被提名了。

    “我们不能接受，”研究所的董事会（由莱顿大学和各省农业代表组成）几乎一致反对，“战争期间接受法国奖项，政治上不可行。”

    “但科学无国界，”玛丽亚坚持，“而且奖金有五千利弗尔，足够我们运行两年。我们正在研究抗病小麦品种，如果成功，可以养活成千上万人——无论是荷兰人、英国人，还是法国人。”

    “但公众不会理解，”董事会主席是个退休的省议员，以谨慎（或者说胆怯）著称，“他们会说我们在通敌。特别是现在，拉米伊战役刚结束，荷兰士兵还在流血。”

    争论持续了两小时。最终妥协：玛丽亚可以匿名接受奖项，资金通过中立国瑞士的银行转账，研究所不公开承认。

    “虚伪，”玛丽亚回家后对女儿卡特琳娜抱怨，“我们需要钱，他们需要成果，但政治让我们必须假装这钱不存在。”

    十八岁的卡特琳娜正在阅读伏尔泰的最新作品——虽然法国作家，但在荷兰出版不受限制。她抬头说：“母亲，伏尔泰先生写道：‘虚伪是恶行向美德支付的贡品。’至少他们还承认这是美德。”

    “贡品太少了，”玛丽亚叹气，“而且付得太晚。”

    但更让她担忧的是丈夫约翰的信。作为荷兰陆军上校，他参加了拉米伊战役，现在在布鲁塞尔休整。信很短，字迹潦草，显然是在疲惫中写的：

    “亲爱的，我还活着，这已经是恩赐。我们团损失了三分之一的人。英国近卫军获得了冲锋的荣耀，但我们荷兰步兵守住了关键阵地——代价是鲜血。马尔堡公爵是个天才，但天才的胜利需要普通人付出代价。

    有个年轻士兵死前对我说：‘先生，我的父亲在九年前战争中失去了腿，现在我又要死在这里。什么时候结束？’我无法回答。

    请继续你的研究。如果我们不能停止让人死亡，至少让活着的人吃得饱。”

    玛丽亚把信折好，放进抽屉。抽屉里已经有很多类似的信，从九年前战争开始积累。她开始理解母亲卡特琳娜晚年常说的话：战争最大的罪恶不是杀死士兵，是让活着的人习惯了死亡。

    在阿姆斯特丹，年轻的威廉——小威廉的孙子，二十岁，正在交易所实习——目睹了一场微妙的金融起义。

    拉米伊战役胜利后，荷兰各省议会决定发行新的“胜利国债”，用于“继续战争直到最终胜利”。但这次，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们不买账了。

    “利率多少？”一位白发银行家问财政部代表。

    “年息百分之五，二十年期。”

    “担保？”

    “各省的联合信用，以及未来税收。”

    “未来哪个税？消费税已经提到穷人在喝清水代替啤酒，财产税已经让商人想把资金转到汉堡。”

    “这是爱国债券……”代表试图说服。

    “爱国是情感，债券是数学，”银行家打断，“数学说：荷兰的债务已经达到国民财富的百分之两百。数学还说：战争看起来还要打很多年。数学最后说：百分之五的利息不足以补偿风险。”

    谈判持续了三天。最终，银行家们同意承销债券，但条件苛刻：利率提高到百分之六，期限缩短到十年，并且要抵押具体的税收来源——不是模糊的“未来税收”，而是明确的“阿姆斯特丹港关税的百分之三十”。

    更关键的是，他们要求成立独立的“债务管理委员会”，由银行家和议员共同组成，监督资金使用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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